中国改革开放37年中，国民经济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长周期。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9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2007年上升到14.2%，到2015年GDP增长下滑到6.9%（下行仍在过程中），为第三个长周期。正是在这一周期中，中国经济“超级繁荣”，逐年赶超“工业七国”（可以说超美国，只是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美国由1998年的48.7%降到2014年的20.5%，中国由1998年的15.96%上升到35.9%。在这一周期中，中美两国的贡献度几乎颠倒过来。

也正是在这一“超级繁荣”的背后，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工生存问题，房地产泡沫，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与政府债务巨高，金融系统性风险集聚，经济已不可持续；生态全面破坏；官场腐败严重，社会伦理被冲击……中国又一次到了“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境地。

从纯经济角度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过“超级繁荣”，现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老大（美国）危机一下，我们就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趋势了？为什么曾经增长中的兴奋、欢笑，似乎顿时收敛，一下子进入要强调信心，不能沮丧、不能唱空的情景？这里，肯定有经验，更是有沉痛的教训。尽管历史不会重演，但如果认真研究这一期间政策制度的演变、决策的过程、学者的不同声音，不是也许，而是肯定对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大有益处的。人类社会就是在历经这样持续不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思、总结中，才得到延续并发展。

基于此目的，本书集结了笔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的文章、内部报告及公开演讲。为使读者有现实感，全书文稿的排序，是由近渐远，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稿；其次，是十八大召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的文稿；最后，是十八大之前的文稿。且，每篇文稿有一个简短的背景交代：当时国民经济的背景和经济政策研究界的舆论倾向是什么？笔者是怎么思考的、建言的？在文稿编辑中，除就个别标点符号、文字做了纠正之外，对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一律忠实原意，保持原貌。

作为谏言者，笔者始终将自己定格为政策经济学者而非理论经济学者。追求的目标与任务是，自己的思考、观点，应该能从一国经济的发展、政策制度的演变史中找到影子，能见证历史、影响历史。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因此，面对鲜活的经济世界，政策经济学者的研究，必须要强调原创性，绝不“嚼人家已经嚼过的骨头”，说人家已说过的观点。其任务也绝对不是拿当代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简单地去解释、去描述活生生的经济世界，更不是去一味地“捧场”，诠释领导的“讲话”。而是应该：第一，发现问题，即思路敏锐，见微知著，察青蘋之末，不断捕捉与提出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第二，准确判断，政策研究要真正经世济用，面对每天变化的经济现象，必须能透过现象抓本质，准确判断经济大势发展中的新特征。不简单停留于对某一观点进行实证分析、论证。第三，政策研究不能仅限于回答“应该怎么办”，也不能仅是浮光掠影地去评论、批评，而是应重点提出“具体怎么办”的可操作性措施。以上，是笔者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心得和心愿。也是本书每篇文章、内部报告、演讲所想体现的特征。但事实是否如此，只能由读者、由历史去评判了。

同时，借写序机会，想给读者交代，笔者重点强调经济政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时，丝毫不意味着轻视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当今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恰逢其时。因为从世界历史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长历史周期。在此时期，主流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已频现乏力，理论创新的土壤渐厚，时机已经到来。从经济学演变看，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的崛起，导致产生了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最初发迹中的各种矛盾、困惑，推动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产生和边际学派的出现，在马歇尔手中完成了由古典向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美国的崛起，使汉密尔顿经济思想和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盛行。德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历史学派的演进和其在德国的学术统治地位的确立。当今，中国的崛起，毋庸置疑，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如何解释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大变化？如何探索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提出改善和建立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已成为经济学界理论创新面临的首要课题。然而，迄今的新古典综合和经济发展理论似乎又难以揭示体现国别经济或者是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普遍的、抽象的规律。经济学理论急需创新。这也是2015年我和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起并成立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初衷。

纯理论创新，有其自身的“实现经济学研究目标的知识路径”（卡尔·门格尔）。经济学说史上曾发生过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默勒之间的“方法论大论战”。依笔者之陋见，其实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争议的实质已跨越经济学，涉及了经济学背后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冲突。奥地利学派强调的经济学规律或经济科学不是斯密时代古典学派所认为的“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之类的学科”（卡尔·门格尔语。以下奥地利学派的引语均为卡尔·门格尔语），而是“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中的规律”。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是在“研究国民经济的历史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学科”，这三者中理论部分的经济学，是“探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而不是探究被卡尔·门格尔批判的历史学派的理论缺陷，是研究“具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然而，此争议似乎又不在一个焦点上。历史学派强调的研究对象恰恰就是“国家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在卡尔·门格尔看来是经济学中“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三者中的经济史学和应用经济的研究。由此，经济学史上“方法论大论战”，除去在人类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上存有争议之外，似乎给予我们后人启示：什么是理论？一种可行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是否有时空边界？即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说，存在一定的相对时空局限性但是确实又能解释一定条件下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逻辑知识，是否就不能叫理论？对此，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回顾经济学史上的“方法论大论战”，当今中国学人想从经济学理论上总结抽象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秩序和变化趋势的30多年“中国奇迹”，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要明确，你是研究一般经验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研究普适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经验的归纳和阐述，可能不仅仅限于经济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其往往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如果不按经济科学研究范式研究，仅是想阐述和实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过程，那是属于经济史的研究。当然，也许不能排除，在“一般理论”研究范式下，基于国民经济经验的、历史的研究基础，去抽象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理论。如，对转轨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外延的争议等。不管怎么说，以中国奇迹与世界变化为背景，是研究国别的“一般经验”，经济史学还是按照经济科学规范去创新发展当代经济学，改善和丰富经济理论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为经济学人，在研究之初，需要有非常明确的立意，否则容易做“无用功”，起码不易为国际经济学术界所承认。

讲到这里，需要顺便对读者说几句。看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要学会辨别：其是在做政策研究还是在做理论研究？或两者都不是，只是依据某一经济理论在做时政经济评论、批评？对研究“中国模式”者，要学会辨别：其是在总结理论规律、丰富经济科学？还是在总结一般的经济发展经验包括非经济的因素，或者是在研究阐述国别、主体经济史？了解了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恐怕就能理解为什么“10个经济学家有12种观点”。

37年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丰富实践，其中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宏大的经济知识源宝库。笔者认为，只要谁能去努力挖掘，不管对于进一步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方法论之争，还是对经济史学的研究、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分领域的应用经济政策制度的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

最后要特意致谢的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先生，中信出版社资深策划编辑黄维益女士，把我几近七零八落的文稿及演讲稿，按适应读者及出版的需求，重新进行了有逻辑的编辑。对此，笔者早已向他们多次表示了感谢。依照出版习惯，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夏斌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本文经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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